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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甘迺迪遇害及暗殺理論的書，超過兩千本之多。其中絕大多數都認為是有一個、或多個集團在幕後策劃、操縱。這些書都被歸列入`陰謀論'之中，各佔一席地位。但在這浩瀚書海之中，有一本影響大過其他。原因是作者本人是一名地方檢察官，而他的書又被改編搬上銀幕，影響到千千萬萬的影迷。
Jim Garrison蓋瑞森是新奧爾良(紐奧倫斯)首席地方檢察官，他曾因為得了一種輕微精神病，自國家防衛隊退伍，才改學法律。他的長處是反應快、機智、口才好，因此很容易就在眾律師及檢察官中脫穎而出。但他的缺點是衝動、妄下判斷、邏輯思考上過於輕率。與他共事的人也都認為他過份自大、憤世嫉俗。有一種整天都是面對敵人的態度。
但因為他的口才好，在1961年初次競選首席檢察官時，以一名最無希望當選的黑馬姿態，居然以六千票差距當選。他上任後立即雷勵風行的起訴大批人犯。其中很多是轟動一時的案件，經常是報上頭條新聞。原因是他經常起訴一些警察、法官之類的知名人物，有時是幾十名警察一起被他提控，指他們對犯人暴戾。這樣做很引左派傳媒及一些小市民的喝采。然而他的做法很快就被看出是為了博取宣傳。因為很多控訴都是沒有証據、捕風捉影。因此大多數到後來不是全案撤消、就是敗訴。不過他本人卻因此名字天天上報，知名度不斷上升。而很有一些小市民就真的以為他是在為民伸張，使他競選連任時可以持續當選。
蓋瑞森在提控人犯時的捕風捉影，可以由他提控一名新奧爾良商人克雷蕭Clay Shaw、說他就是策劃甘迺迪暗殺案主兇之事一覽全貌。
蓋瑞森怎麼會認為他就是暗殺案主兇？據蓋瑞森自己說，是因為一個叫Dean Andrews安德魯斯的律師，曾向聯調局說，在甘迺迪遇害後第二天，一個叫克雷‧白川Clay Bertrand 的人由新奧爾良打電話給他，要他替奧斯華辯護。最初安德魯斯這樣做純粹是為了製造新聞、提高知名度。沒想到FBI 和華倫委員會都追蹤下去，問他這克雷‧白川是什麼人。他最初說他只接過他電話、並未見過這個人。在聯調局追問下，他的回答由六尺二寸、變成五尺八寸。其他的特徵也一改再改。到最後他說:「隨便你們怎麼寫，你們可以說我是神經病、說我吸了毒都可以，我不在乎.」
這件事本應到此為止。華倫委員會的報告也說他是一個毫無信用的証人。但是蓋瑞森好難得才見到一個他可以追蹤的線索，就決心追下去。
安德魯斯是一個三百多磅的、聲譽很差的律師。人們說他說話是天花亂墬、沒一句可信。蓋瑞森在1967年初找到他之後，約他見面。在他追問之下，安德魯斯仍然說他並沒有見過克雷‧白川這個人。但是他越說他沒見過這個人、蓋瑞森越是不信。他認為他是故弄玄虛、又或是有難言之隱。最後連安德魯斯都說:「老天，你比那些FBI 還惡劣。我要怎麼說你才信？告訴你，我不認識這個X 物、我不知道他什麼樣子、也不知道他住在那裡、夠了吧！我只知道這個人有時候會轉給我一些案子，然後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叫我去達拉斯為奧斯華辯護，就這樣.」
由安德魯斯那裡問不出更多的資料，蓋瑞森就派了手下，到安德魯斯經常出入的新奧爾良法語區的每一個酒吧，查問有沒有一個叫克雷‧白川的人。因為安德魯斯好像說過這人是一個`雙性戀'者，因此蓋瑞森的手下就集中詢問一個叫克雷‧白川的同性戀男人。問了許久都沒有這樣一個人，於是蓋瑞森認定是幕後有更大的陰謀，導致人們都不敢說。因此他更加催逼、查詢。用他自己的話說:We pushed hard。(註:Jim Garrison 怎樣追這件案子，他自己都在一本書On the Trail of the Assassins中寫得清清楚楚。我引用的例子及句子都出自他這本書。)
在這樣的催逼、引導之下，終於有人說他認識一個叫克雷蕭Clay Shaw的同性戀男子。於是蓋瑞森推理說，因為他是同性戀者、因此出入不敢用真名，才用了假名克雷‧白川。不久就有人開始說:「克雷‧蕭就是克雷‧白川，在這一帶每一個人都知道.」蓋瑞森還解釋說，他所以相信克雷‧白川是化名，是因為「每一個同性戀者都用化名」。
一得到克雷蕭這個名字之後，他很快就查出當地一個商界聞人是這名字。他除了是新奧爾良`國際貿易市場'董事，還是詩人兼劇作家。平時熱心公益，曾獨力發起整頓法語區環境的工作，因此頗受當地人的尊重。但是在蓋瑞森不屈不撓的追蹤之下，終於給他發現，克雷蕭所屬的國際貿易市場的姐妹機構中，有一些在歐州曾經幫助中央情報局搜集歐州情報、或是支持法西斯集團，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等作為。蓋瑞森相信，有這樣背景的人都必然痛恨甘迺迪的外交政策，因此有足夠的動機除去甘迺迪。
這種`蓋瑞森式邏輯'在他的書中觸目皆是。不僅如此﹐在他通篇書中，完全不提奧斯華的妻子瑪琳娜之名，連她的証詞也一字不提。而奧斯華投奔蘇聯之事，在蓋瑞森筆下，也成為是中情局征召他去蘇聯做反間。當中情局鄭重否認奧斯華與中情局有任何關係時，蓋瑞森說:「我知道這是CIA 一貫的立場。他們從來不承認任何人是幫他們工作的.」在他的邏輯之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是為中情局工作。因為他們`例必否認'。
為了証明奧斯華不是左派，他說，「奧斯華和蘇聯太太回美國後，就為當地的`反共的白俄移民'所包圍。這些人所以對奧斯華夫婦這樣友善，就因為他們要利用奧斯華達到他們的目的.」為了解釋奧斯華在德州書庫找到工作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心的安排。蓋瑞森查出瑪琳娜的好友露絲Ruth Paine 的父親曾經在一間`國際發展公司'工作。而這間工司有`很多人'認為是中情局的外圍組織。由於露絲本身是一個所謂的`自由主義者'，蓋瑞森不能將她打成右派。因此他說，露絲在這件事中，也是受人利用的一份子。
(Garrison/右，捕風捉影的結果，毀了ClayShaw/左。)
為了要將奧斯華與克雷蕭連起來，蓋瑞森鍥而不捨的努力，終於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個小鎮Clinton 找到一些証人。他們說，在1963年初秋時，見到奧斯華在當地出現。與他在一起的是兩名中年男子。其中一人高大英挺，滿頭白髮，正符合克雷蕭的外型。另外一人則被蓋瑞森找出是一個叫大衛佛瑞David Ferrie 的男子。於是克雷蕭、佛瑞及奧斯華三人就成為他筆下陰謀殺害甘迺迪的核心人物。
蓋瑞森承認，最初有關Clinton 市的証詞:「只是虛無飄渺的風中傳聞，若是別人早就不再追逐。但是這條極為薄弱的線索卻是我們當時唯一能用的線索。因此我們繼續追查下去.」(Garrison 書中第122頁。)
當時美國實施黑人投票實驗計劃，鼓勵黑人盡量登記、參加選舉。據幾名Clinton 市民說，他們在全黑人的隊伍中，卻見到一個白人，就是奧斯華，因此特別引人注意。這些人說，奧斯華和另外兩人一起來。這兩名中年男子坐在大轎車上。其中一人是克雷蕭。另一人則樣子古怪：他戴了一頂古怪假髮，眉毛又濃又黑、像是用墨漆上去的。也就是蓋瑞森確信是佛瑞的人。
一當蓋瑞森認定了克雷蕭就是他要的人之後，他就以檢察官的身份傳訊他。但是克雷蕭顯然說不出什麼來，使他十分失望。正想放棄這條線索時，消息傳出說蓋瑞森手上有行刺甘迺迪的嫌疑人物，全國各地報紙立即頭條新聞大字報道。一時間全世界各地的三百多記者飛赴新奧爾良。這使到蓋瑞森立即情緒高昂，決定繼續追下去。
除了新聞界之外，全美的陰謀論者也紛紛向他表示支持，並將手上的資料都交給他使用。美國新聞界中`自由主義'者(左傾者)佔多數，他們也都熱切期盼有新的資料來支持他們的想法。雖然不少圈中人久聞他的名譽，態度上有些猶疑，但多數是樂觀其成的。好像Life(生活雜誌)就全力支持，還派了好幾名記者下來。表面上說是採訪，其實是要幫助蓋瑞森的調查。蓋瑞森在他的書中說，Life派了一名資深記者Richard Billings 下來對他說：Life 的高層也認為，甘迺迪遇害事件是一件陰謀，而蓋瑞森的調查行動方向是正確的，因此建議他下來和他一起合作。Life 雜誌將提供技術協助，彼此有資料也可以交換。
在這些激勵下，蓋瑞森繼續進行檢控工作。但他手上的証據實在不足以証明Shaw - Ferrie - Oswald 三個人一起謀刺甘迺迪總統。他甚至不能証明這三個人是相識的。因此他運用想像力硬是將他們連起來。
在重賞必有勇夫的情況下，他找到一個証人，証明克雷蕭曾經和奧斯華見過面，並將一包錢交給他。這個証人是一個叫邦迪Vernon Bundy 的年輕黑人。他因為吸食海洛因，經常出入監獄中。蓋瑞森不知由那裡找了他來。總之，他說在1963年七月的一個早上，他躲在一個湖邊自己注射海洛因時，見到克雷蕭走近，他就躲在一個大石後面。不久一個年輕人走來，那中年人就將一袋像錢一樣的東西交給他。在蓋瑞森提供的相片中，邦迪認出這兩人就是克雷蕭及奧斯華。後來邦迪成為蓋瑞森審訊時的第一名証人。
蓋瑞森如何找到佛瑞更是說來話長。他原來是認識佛瑞的，也許因為兩人有過不愉快，因此公報私仇。佛瑞是一個不尋常的人。他是一個有經驗的飛行員，因為同性戀關係，被東方航空公司開除。他也是一名反卡斯楚的右派。在豬玀灣事件時，曾受中情局僱用，幫助訓練古巴飛行員。蓋瑞森說他在新奧爾良是`眾所週知的'右派。初到新奧爾良時，他曾為一間Guy Banister 開的偵探社做調查員。Banister 曾在聯調局做過探員。他在新奧爾良開的偵探社地址是544 Camp Street.
奧斯華在新奧爾良街上派發Fair Play for Cuba傳單時，曾經在一些傳單上印下他的通訊地址，也是544 Camp Street。如果奧斯華真的使用過這間辦公室，就有可能証明他和聯調局有那麼一些關連。但是在甘迺迪遇害之後，聯調局曾經查過奧斯華是否曾租用這個地方。但在這間辦公室中所有的租客、工作人員、甚至清潔工人，沒有一個見過奧斯華，也沒有一個人聽過`公平對待古巴'這個組織。因此華倫委員會說，奧斯華不可能在這個地方有辦公室。
由於奧斯華在寫給`公平對待古巴'總會主席的信中，謊報他有很多會員之事，因此推測他有可能在傳單後面印上假的地址，以壯大聲勢。由於他工作的地方在這裡附近，他有可能在經過這裡時，見到有店鋪招租的條子，因此用這裡做會址並不離奇。在他身上就有好幾份假身份証、假地址(有些是他認識的人的地址、有些是隨便找來的)。這是當時華倫委員會所做的推測。
為了証明奧斯華曾在這個地址出現過，蓋瑞森也找到一個証人馬丁Jack Martin。他曾是佛瑞的合伙人之一。有律師工作時，佛瑞會轉給他。但因為他酗酒，兩人鬧翻了，佛瑞有生意也不再給他，因此兩人多次爭吵。甘迺迪遇害後，他向FBI 說，佛瑞認識奧斯華，兩人關係還很好。但幾天後他又撤消了，說那些話是他編造出來的。後來發現馬丁除了酗酒，還住過精神病院、及坐過牢，因此聯調局在記錄中指他的証詞不可靠。蓋瑞森也承認他是酒鬼，但是他迫切需要這段証詞。他還承認馬丁並不想做証，是他用手段拉攏(woos)，並用安撫的手法，使他放鬆。終於使他說出Banister 除了負責訓練古巴反動游擊隊之外，奧斯華也常出入他的辦公室。(註:Garrison 書中第36、及43頁。)
不過蓋瑞森承認:「他(馬丁)始終不肯將自己的名字與他的証詞連在一起，也不肯簽字証明他所說的証詞。他只肯跟我一個人說，因此只有我知道.」這樣的証詞其信用可知。因此在正式審訊時，他無法傳訊馬丁。不過馬丁的証詞卻是他用來肯定奧斯華是認識Banister 和佛瑞等人的主要來源。但因Banister 已在1964年死於心臟病，因此他將注意力集中在佛瑞身上。
佛瑞有多方才華。他有心理學博士學位，並有很好的拉丁文及希臘文底子。他並自己在家中有實驗室，養有一百多隻白老鼠，研究癌細胞的繁殖。但他有一種奇怪的病，身上毛髮盡脫。而他又戴著一頂很不襯的紅色假髮。至於眉毛，他有時是貼上兩條用布做的假眉毛、有時用墨畫上去。因此初見到他的人都會吃一驚，很容易記得他。因為他是同性戀者，蓋瑞森很快就將他和克雷蕭連在一起。有一次他還向一名記者(James Phelan) 說:「這根本是一樁同性戀的案子。.....你看，約翰甘迺迪是佛瑞最嫉妒的那一型男人-成功、英俊、受歡迎、富有、雄性，你只要想想看，佛瑞光是策劃這樣的謀殺案就會給他帶來多大的快感！」他的想當然有時是離奇的離譜。因此在他筆下，魯比、奧斯華到後來都成為同性戀者。
蓋瑞森的証據之一是，他發現在甘迺迪遇害當晚，佛瑞和兩名年輕少年漏夜由新奧爾良開車到德州休士頓。到了休士頓一間室內溜冰場，幾小時後，三人就離去。在溜冰場時，佛瑞並沒有溜冰，只是在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因此蓋瑞森推斷，佛瑞是去休士頓，將兩名暗殺甘迺迪的古巴人用飛機運出美國境。但當天那兩名古巴人未出現，因此他們就回新奧爾良。
真實情況怎樣？佛瑞生前沒有解釋，因此蓋瑞森等人的推測似乎佔上風。事實上是，因為那兩名年輕人是佛瑞的同性戀伴侶，所以佛瑞一直不肯解釋。後來其中一名年輕人才出面解釋。他說，因為他本人是滾軸滑輪好手，但未溜過冰，因此對佛瑞說他很想溜冰。當時新奧爾良一帶的溜冰場都已關閉，他們查出最近的在休士頓，佛瑞就答應帶他們去。他自己不溜冰，因此就打電話渡時光。另外聯調局也查出，佛瑞所擁有的一架飛機，自1962年起就已因年久失修，不能再使用。
由於蓋瑞森的調查工作，新聞界對大衛佛瑞也開始注意。大批記者日夜守在他公寓外。佛瑞害怕之外，也十分不安。他曾打電話給蓋瑞森的助理求助。蓋瑞森說:「我們眼見佛瑞消瘦下去.」就在蓋瑞森等人決定要傳訊他時，佛瑞死了(1967年二月二十二日)。醫生說他死於腦瘤，但蓋瑞森說他死於自殺，還留有兩封遺書。因為他死後，蓋瑞森的人去封鎖現場，沒有其他人見到這遺書。他說，佛瑞在遺書中抱怨人世不公，也提到蓋瑞森的名字。但蓋瑞森的辦公室一直未公開這兩封遺書。
現在蓋瑞森只剩下克雷蕭一個人可以追究下去。為了証明克雷蕭和奧斯華及佛瑞都見過面，他又找到一名証人--二十五歲的保險經紀Perry Russo。他是在報上見到蓋瑞森的事後，主動連絡說他有証據。他說，他曾在佛瑞的公寓中見到克雷蕭和一個叫Leon Oswald 的人，還聽到他們討論暗殺甘迺迪的事。後來有記者去訪問Russo 時，發現蓋瑞森及他的助理用催眠方式、及用藥物才使他說出那些証詞。記者因此去質問蓋瑞森。蓋瑞森解釋說，他是為了証明Russo 所說確實，建議用測謊機。但因為測謊機不為法庭接受，因此選擇用催眠及藥物。到此時，許多記者已經開始懷疑蓋瑞森的信用。後來記者去追問Russo，他才說，他根本未見過奧斯華。不過他還是出庭為蓋瑞森作証。原因是他如果此時改變証詞，蓋瑞森要控告他做偽証。他向記者說:「難道我要為了一個克雷蕭去坐牢？我才不那麼笨.」
蓋瑞森另一個有力証人是紐約一名會計師Charles Spiesel。他也是自己找上門的証人。蓋瑞森見他說的有聲有色，就叫他做第二名出庭的証人。Spiesel 說，他有一次去新奧爾良，在法語區酒吧見到佛瑞Ferrie。不久他們一起離去到克雷蕭的家中。大家喝了幾杯之後，就談到暗殺甘迺迪的事。他所敘述的一些細節使人不得不信。連他們為什麼憎恨甘迺迪都有很合理的解釋。
但在正式出庭面對克雷蕭的律師質詢時，Spiesel 立即露出破綻。他承認自己有神經錯亂記錄。在律師質詢之下，他承認自己管女兒很嚴。每學期女兒到南方讀大學之前，她都要女兒留下指紋做記錄。等女兒回家渡假時，他又要她再做指紋對証。律師問他為什麼？他回說:「我要確定這個回家的女兒就是我送去的同一個女兒.」
因此他所有的証詞都被作廢。蓋瑞森承認這是`很大一個打擊'。原因是:「因為我太忙了，沒有先問清楚.」事實是，他的助手警告過他，說此人不可信。但他因為迫切需要他的証詞，才冒險將他推上証人席。
結果是，蓋瑞森所傳的証人不是犯人、酒鬼、毒販，就是神經有問題的人。這証明了蓋瑞森在急於找証人的情況之下，用威迫利誘的方式尋找証人。只有這類人會挺身而出，向檢察官辦公室換取好處。例如他的第一個証人邦迪就向其他囚犯說，他出面做証，除了可以換取提早出獄之外，還可以拿到現金及有女人供應。很快的，新聞記者發掘出很多蓋瑞森用現金、工作機會及其他好處收買証詞的事例。例如NBC 電視台在1967年一月的一次專輯中指出，一名開土耳其浴室的老板說，蓋瑞森答應給他錢開一間俱樂部，只要他說出克雷蕭曾和奧斯華一起來過他的浴室，並且用的是克雷白川這個假名。另一名証人說，蓋瑞森的辦公室，以三千元現金及一份航空公司的工作機會，引誘他說出`他們要他說的話'。這段期間，蓋瑞森一名助理辭職。他在NBC 電視節目中証實，蓋瑞森用`非法及不道德方式'取得証詞。並說，他們根本沒有逮捕克雷蕭的理由。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生活雜誌LIFE也很快取消了對他的支持。不僅如此，`生活'的記者Richard Billings 後來出書嚴厲指責蓋瑞森用威迫利誘種種不合法的手段取得他要的証詞，以達到他個人出風頭的目的。
可以想像到的，陪審團只用了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就裁決克雷蕭無罪。但是蓋瑞森不服氣。他利用自己是檢察官的權力，兩天之後又將克雷蕭逮捕，並控他做偽証。結果又是兩年的纏訟。後來聯邦法院終於下禁制令，禁止蓋瑞森再提控克雷蕭這個人。蓋瑞森還是不服，1971年再向最高法院上訴，還是敗訴。
這樣長時間的訴訟，蓋瑞森用的是他的辦公室、公家的錢。而克雷蕭就全是自己打官司。這還不算，他的私生活全被公開、他的名譽也受到影響。精神上、肉體上都受到重大打擊。不久(1974年)就因為癌症死去了。他人生的最後十幾年都被這個神經病的檢察官毀了。
* * *
在所有因為蓋瑞森引起的訴訟中，只有一個人被判罪名成立。就是安德魯斯。他終於在法庭中承認，克雷白川是他編造出來的名字。然而就因為他這一個線索，至少毀了兩個人。
以蓋瑞森這樣一個角色，卻做了新奧爾良地方檢察官十二年之久。如果不是他自己出書記載這件事，很難令人相信他的邏輯思路是這樣的無稽。做為一名檢察官，他通篇推理用的都是：可能、或者、也許、一定是、應當是.....這類的字眼。他的前題與結論之間，常常是一點關係也沒有。此外他在閱讀華倫報告書時，也是只取他需要的那一部份資料，其他一概不理。例如奧斯華妻子瑪琳娜的証詞他就一字不提，也不解釋為什麼不提。另有許多事則是一再故意錯誤引用、嫁禍。好像在甘迺迪死後，甘迺迪夫人和他生前的隨員立即親自將甘迺迪的遺體押運回華府，這是圈中人都知道的事實。但是蓋瑞森怎麼說？他在書中三番五次的說`秘密單位'綁架甘迺迪的遺體到華府，然後故意送去一個`軍方醫院'，由軍方下令阻止醫生檢查遺體，以免他們發現子彈是由前面進去、而非由後面進去。此外又說，甘迺迪的X 光片及相片一張不見，也都是軍方及政府設法毀滅証據。可以說是信口雌黃，不負責任。
蓋瑞森的有關甘迺迪暗殺事件的著作，在上千本相關的著作中，被形容為`一本極其拙劣的偵探小說'。但是這樣一本書卻為電影導演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慧眼看上，改編搬上銀幕，使其成為陰謀論中最有影響力的一本著作。其實情當然不只是因為蓋瑞森走運那樣簡單。
史東自己曾在越戰中服役，且兩度受傷。此外他不僅在心理上反越戰，也以行動反戰。他拍了很多部有關越戰的電影。除了強調戰爭的險惡面之外，也多是醜化美國參戰的目的、或是醜化南越及美國的立場。而蓋瑞森的書，正好是投其所好，完全是他需要的理論。因此儘管全無邏輯，卻是雀屏中選，上了銀幕。
(下：凱文考斯納在JFK中飾演檢察官Garrison。右為影星 Donald Southerland，他飾一個提供線索給蓋瑞森的反政府份子。)
蓋瑞森的理論是，暗殺甘迺迪之事是由美國軍方、詹森(約翰遜)總統、中央情報局等幾個單位一起做的決定。而聯邦調查局則是為了保護自身，在一旁協助。至於這些單位為什麼要除去甘迺迪？他們解釋，在CIA 方面，早在豬玀灣事件時，中情局就因為甘迺迪不肯全力合作而對他不滿。從此彼此不再信任。他又說，CIA這一班人是反共的`冷戰型'，對於甘迺迪致力於美蘇關係解凍十分反感。加上古巴飛彈危機時，甘迺迪的作法又顯示了美國的軟弱。就`更進一步為白宮與中情局之間的關係釘上了最後的棺木釘子'。蓋瑞森說，在艾森豪總統及杜勒斯兄弟(一個是國務卿、一個是中情局長)策劃了十年的`冷戰外交政策'，卻在甘迺迪上台後被推翻。依照蓋瑞森的分析，甘迺迪計劃自越南撤軍，是導致政府中右派一定要除去甘迺迪的迫切原因。他說:「這個(撤軍的)決定，使到美國外交政策一貫的決策機構感到恐懼。.....在那班冷戰戰士的心目中，美國絕對不能喪失在越南的絲毫控制，以及它龐大的天然資源.」
蓋瑞森完全無視於甘迺迪是第一個送美軍作戰人員到越南的總統。同時在他三年總統任內，他將軍事顧問及軍事人員數目增加了十倍以上。他僅僅引用甘迺迪白宮中`愛爾蘭幫'之一的歐當納一句推測的話，就說甘迺迪計劃全面自南越撤軍。歐當納說:「我的看法是，甘迺迪總統已經決定對美國對南越的支援設限.」他又說，甘迺迪曾向他保証:「我絕不會在美國徵兵、送他們去越南.」而且，「他計劃在1965年底之前，完全自南越撤出」。
這些話聽在奧利佛史東耳中，無異美妙的音樂。他痛恨那些`將他送去越南戰場的人'、那些愛好戰爭的軍國主義者。有什麼是比這更好的機會將他們修理一番？將這個本世紀最大罪行嫁禍到他們身上，好好在銀幕上向全世界人民揭發。
雖然蓋瑞森就在同一節之內承認:「雖然我們至今還未搜集到足夠的証據、証明是中情局做的。不過我也瞭解，像中情局這樣高度技巧的情報組織，是不會留下証物給你揭發的。奇妙的是，指向這個機構的線索日益在增加.」他明白的承認，他手中有的只是線索、只是他的獨特邏輯，並沒有証物。
但是這有什麼關係，這已經足夠讓奧利佛史東去大做文章。在電影JFK 中的主角人物、英雄人物不是別人，就是蓋瑞森。他並選了當時最高票房的男星凱文考斯納Kevin Cosner 飾演蓋瑞森，以便在影迷心中留下良好的正面印象。雖然考斯納在外型上絕對不似身高六尺六、有些神經質的蓋瑞森。他的目的只是要觀眾相信蓋瑞森所說的每一句話。
史東的電影JFK目的是向觀眾宣揚，如果甘迺迪不死，他一定會將軍隊自越南撤出，越戰就不會像以後那樣擴大。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嗎？有太多的事實証明正好相反。
在1963年之內，甘迺迪在無數次的演說中、或是記者會中強調他不會、也無意放棄越南。1963年三月六日:「東南亞的喪失，將難免影響到印度，而且一直延續到中東都難保.」七月十七日:「要我們撤退，.....不但顯示南越的淪陷，整個東南亞也將不保。因此我們要留在那裡.」九月二日:「我不同意那些人說的，我們應當撤退。那將是極大錯誤.」
這樣的言論不勝枚舉。但是他身邊的自由主義者卻像過去一樣的一廂情願的解釋做：甘迺迪如此說，是為了應付下一年的總統選舉所做的強硬姿態，以免被右派攻擊為軟弱。他們手上的唯一証據是、甘迺迪曾對他身邊的左派說:「我不能(撤軍)，至少在1965年下屆任期開始之前，我不能撤軍.」
甘迺迪的這句話可以說是他一貫的推托之詞。事實是，沒有人能在他的任何演說之中、或私人memo 之中，找到任何証據，証明他有撤軍的計劃或意圖。
在甘迺迪身邊的助理之中，索倫森也是一名自由主義者，同時也是對甘迺迪最忠心的、但他也是最公正、且不牽涉任何小圈子的一個。他在甘迺迪死後第二年出的甘迺迪傳記中，就清楚表示，甘迺迪從未表示過要自越南撤軍、或是退縮的立場。原因是他不願被人看做是軟弱。同時他也未見出甘迺迪在私下表示過要撤軍的心願。他說，甘迺迪在1961年十二月尾給南越總統吳廷琰的一封私函，可以當做是甘迺迪的越南政策的大原則。他在信中雖然強調`南越的勝利關鍵在於南越人民自己身上'，但是他又保証美國將`無限量的、及無限期的'提供南越軍事及經濟上的援助。(見Theodore Sorenson :Kennedy，654-655 頁)事實是，在美國指使南越軍人發動政變之後，我們只能設想、甘迺迪有更大的義務干預越南戰事，而非減輕干預。
在甘迺迪死後，詹森(約翰遜)總統任內越戰逐漸擴大。年輕人的反戰情緒日益激昂，越戰在自由主義者的渲染下成為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同時製造出`甘迺迪計劃自越南撤軍'的傳說，以打擊後來的詹森總統及尼克森總統。但是他們的消息來源都是出自第三者口中，由於甘迺迪已死、死無對証。
第一個傳出這類言論的就是甘迺迪身邊與副總統詹森水火不容的`愛爾蘭幫'(Irish Mafia)之一的歐當納。他在1970年出版的紀念甘迺迪的書中說，甘迺迪有一次對他說及他不能撤軍的理由是:「如果我現在撤出越南，誰知會不會有另一個麥加錫來搞事？但是如果我當選，我就可以隨便怎麼做。所以你們一定要好好保証我當選.」其實這一句話中，甘迺迪強調的是要連任、而非是自越南撤軍。而且這句話的可靠性也有問題。甘迺迪生前一直當麥加錫(參議員Joseph McCarthy)是朋友，從未批評過他。既使在民主黨的壓力下，也拒絕在國會中譴責麥加錫。歐當納顯然是利用甘迺迪已死、藉他的口攻擊自由主義者的敵人。
另外一名左傾自由主義者曼斯菲Mike Mansfield 在1963年就建議甘迺迪撤軍，甘迺迪斷然拒絕。但到1970年時，曼斯菲卻說:「他(甘迺迪)當時就認為自己做錯了，.....所以他計劃開始撤軍.....我確信他已做了決定，但一直沒有機會執行.」又是經過多年之後他自己想當然耳的推斷。
另一個改變看法的是當時的國防部長麥納馬拉。他說，一直以來都有人問他:「如果甘迺迪沒有死，他會自越南撤軍嗎?」麥納馬拉一貫的答覆都是，甘迺迪從來都沒有對他說過要自南越撤出。但事隔三十年之後，他也開始改變說法。他在1995年出的回憶錄In Retrospect中說:「但今天我的想法有些不同，重新檢視那些資料，加上現在事過境遷，我認為極有可能、自南越撤出。他會看出南越根本沒有可能保衛自己，而且西貢的政治環境一片混亂，亦使我們的大批軍事援助行動.....顯示是一件極之不智的行動.....。」
由麥納馬拉的轉變可以看出，他們對甘迺迪可能的做法、隨著越戰的不受歡迎而改變。他們不斷美化甘迺迪的做為、醜化詹森的做為，目的不外是達到自由主義者的政治目標。事實上的情況如何呢？在詹森就職之後，他第一項行政工作就是延續所有甘迺迪內閣的人事命令。包括國防部長麥納馬拉、國務卿魯斯克、國家安全顧問彭岱在內的所有甘迺迪助理、幕僚(甚至包括愛爾蘭幫在內)都受到要求留任。麥納馬拉在甘迺迪死後，又做了四年多的國防部長。越戰擴大是在他們甘迺迪內閣原班人馬的運作之下發生的。但是在自由主義者筆下仍然是:「如果甘迺迪仍在、越戰不會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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