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嘉寶神話

        George Schlee 希利死後，年屆六十的嘉寶恢復一個人的生活。她的生活幾乎都依照一定的時間表一成不變。她每天很早就起身，做瑜珈、軟體運動。早餐後洗澡，然後到陽台上看天色如何，十點鐘穿戴整齊出門散步。她永遠是長褲、套頭線衫或毛衣，平底鞋，戴有寬邊的帽子及墨鏡。若天氣涼，會加一件風衣或大衣。

        她早上的散步是無目的的，只在住處附近一帶`跟著人潮走'。除非中午跟人約了午餐，她會在散步時買了回家煮。經常是一塊新鮮牛排，有時會奢侈一下買一罐魚子醬。自己做了放在一個大盤子端到電視機前吃。飯後休息一小時，看上午買的報紙，然後下午再正式散步。

 

 

 

 

 

 

 

 

 

 

 

 

 

        下午那次散步是她每天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她每天要走四里路。有時一個人，但經常有人陪伴。她經常走的是第三、第五大街，及麥迪遜路。因此下午常在這幾條街上行走的人，就有機會看到這個世界上最出名的隱士。散步時，她經常瀏覽櫥窗內的物品，也有時會進去逛逛，但很少真的買東西。因為她需要的東西實在少，而且又挑剔。她僅有可能買的東西包括: 散步穿的平底鞋、特殊顏色的樽領開斯米毛衣、和一種特定顏色的口紅。由於她總是買不到合意的，因此永遠在找，使她永遠有藉口逛街尋找。許多店子的店員都認得她，但都不干擾她。一名常陪她散步的人說，她一天中生活中的高潮就是拿一件毛衣到Saks 去換。

        由於她每天都在紐約街頭出現，因此已成紐約市一景。大多數的人都知道是她，也都不打攪她。但每個人初初見到她時總會突然一愣，又或對身邊的人驚呼:「看，那是Garbo!」不管是誰，在街上見到嘉寶後回家對家人說的第一句話一定是:「你知道我今天在街上看到誰?」

        有一天，一名律師和朋友在第三大道上走，迎面看到她走過來，他愣了一下，立即掉頭跟著嘉寶走了。那天他朋友再也沒見到他。據說他跟了幾條街，才依依不捨的搭地鐵回家。

        她喜歡紐約，就因為她大多數時間可以不受干擾。但這不表示她擁有完全的隱私權。有時她知道自己被跟蹤了，就會對身邊的人說:「我們有客人了.」然後加速步伐。也有時有人用攝影機對住她，她就會拿出手上的雨傘或皮包驅趕拿相機的人。有一次，她在中央公園中，遭到一群帶小孩來散步的保母認出，那些保母丟下嬰兒不顧，把她逼到牆邊，捧住她的臉，要看她有沒有開刀美容的痕跡。後來她不再一個人到公園去。

        也有大膽的影迷會趨前跟她索取簽名，她永遠拒絕。如果有人在她身邊，會自動幫她擋駕。若是她一個人，她會不理睬。今日相信擁有她簽名的人絕無僅有。即使對最熟的朋友，她也吝於給一個簽名，她總認為自己的簽名有一定價值，沒理由讓人得了便宜。在她拍Anna Karenina 時，她很喜歡片中飾她兒子的童星Freddie Bartholomew，經常逗他玩。因此有人慫恿他向嘉寶索取一個簽名，但她還是拒絕了。可見要一個她的簽名是如何之難。

        在紐約時，她也不時到朋友家中。過去是和希利一起去，後來是自己去。如果有生人在座，主人會介紹她是Mrs. Harriet Brown。然而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她是誰。這段期間她最常來往的友人有:女星Ruth Ford、作家John Gunther 夫婦等人。紐約和歐洲的上流社會仍然爭相邀請她做宴會佳賓，然而她很少在其中得到樂趣。好像她常來往的船王歐納西斯，她就認為太過`暴發戶'。她說有一次，她見他們一伙人，喝得醉醺醺的，將酒吧的酒杯全丟向牆壁，然後說:「多少錢﹖我們賠就是了.」她認為這種行為很無聊。甘迺迪死後，遺孀賈桂琳(積奇蓮)也活躍社交圈中，和嘉寶免不了會碰頭。賈桂琳就顯然欣賞歐納西斯的財富，並批評嘉寶是個`農村婦女'。(下圖：Ted Leyson拍攝的嘉寶街頭倩影。)

 

 

 

 

 

 

 

 

 

 

 

 

        但在熟朋友之間，她會有說有笑的十分自在，她從來不會要求主人為她做特別的安排。但她的毛病仍然是不肯事先說明自己是否赴會，但她如果出席，一定是容光煥發，令主人的宴會增色不少。因此人們還是想盡方法請她做客。她大多數是一人赴會，然後一個人離去。有時大家都興高采烈時，她又會突然起立，說:「時間不早了，我要先回去了.」事實上她只是一個人回公寓看電視。

        雖然她經常應邀在朋友家中做客，但她卻從未在家中請過一個人，連應邀到她家中小坐的人也是鳳毛麟角。她不喜歡做家事，紐約公寓中只請了一名清潔女工，一週來兩次。平時她自己煮東西、一個人吃。據少數到過她家的人說，她公寓的七間房中，有四間封閉，只有三間使用。而在客廳及休息室的牆上只掛著地毯和名畫，見不到一幅她的相片，也見不到金像獎委員會在1954年頒發給她的一座特別金像獎。在這裡看不出住的是曾經紅遍全球的一代巨星。

        雖然如此，她仍然是屬於公眾的，每天仍有大批影迷信寄給她，只是她從來不覆。她把信都交給一些信得過的朋友，有時信中有貴重的禮物，朋友會交給她，大多數她轉送朋友。事實上，知道她地址的影迷極少，許多影迷的信上只寫: 美國、紐約、Greta Garbo，她就收到了。還有一次她在瑞士，也收到一封影迷信，信封上也只寫了`瑞士'一個字，她也收到了。

 

 

        希利死後，她又恢復了與女編劇Salka Viertel 的友情。Salka 在退休後遷居到瑞士的Klosters，住在兒子Peter 及媳婦Deborah Kerr (女星黛博拉‧蔻兒，or 狄波拉嘉) 附近。此時她丈夫已去世，她自己身體也不好，後來甚至癱瘓。      

        嘉寶不喜歡紐約的悶熱夏天，因為她的風濕症，不能開冷氣，因此夏天她一定不在紐約。最初是回加州，後來是與希利到歐洲各地走走。希利死後，她就每年夏天都去到瑞士，在Salka 住處附近租了一間小公寓，每年由七月尾住到九月中才回紐約。

        Klosters 是瑞士滑雪勝地，因此在夏天就完全沒有遊客，只剩下當地居民，十分冷清，正好適合她。她租的複式公寓距Salka 的住處很近，步行只需十幾分鐘。她在當地的生活亦十分規律，和在紐約一樣，每天早起運動，散步時買一塊牛排回家午餐。重頭戲仍在下午，她會出門到Salka 家中。Salka 和在荷里活時一樣，她家每天下午都是open house，附近一帶的作家、藝人會不請自來。嘉寶和他們都合得來：作家Irwin Shaw、Gore Vidal 等還有不少過路的影圈中人。Salka 提供茶點，大家聊到傍晚各自回去。

        當地居民都尊重她的隱私權，很少人騷擾她。她經常在附近一個湖邊散步，有時有人陪伴。附近有一間旅館，經常有各國記者到此企圖跟蹤她、偷拍她的相片。但每有這類人住進旅館，旅店經理一定通知她，她就好幾天不出們，等旅店的人通知她，那人已經離去之後，她才再露面。

        然而設法要接觸到她的人仍大有人在。由於她的神秘，加上她在影壇不朽的地位，各地報紙及雜誌仍然會出高價買她的相片。在這些追蹤她的人中，至少有兩人成功的接觸到她，甚至能陪她散步聊天。後來還各自出了一本書，記載他們所知的嘉寶。其中一名作家Frederick Sands 是認識Salka Viertel 的。當他知道嘉寶每年夏天都在Klosters 居住時，他就開始佈署。1977年他去拜訪Salka，她此時已半身不遂，因此很高興有人探訪她。不幾天他就在下午參加了她家的聚會。嘉寶第一次見有生人時，還想離去，但在Salka 招呼下，才沒有走。後來Sands 藉下雨送她回家、借傘還傘之便，終於能夠陪她散步。為了証明他確實`與嘉寶同行'，他還事先請了攝影師偷拍他們散步的相片。後來他與一名瑞典人Sven Broman 合作，出版了一本嘉寶的傳記，內容以嘉寶生平為主加入他們散步時的談話內容。

        後來Broman 也有心效法他的作法，他在1985年夏天去到Klosters。但Salka 已在1978年去世，(享年八十歲)，嘉寶現在自己住在酒店中。Broman 在她獨自在酒店中吃晚餐時上前自我介紹。也許因為他也說瑞典文、加上她也真的寂寞，因此難得的對他好言相向，後來他們又見面多次。由於他與Sands 寫的書並沒有揭發嘉寶的隱私，嘉寶對他非常友善，還邀請他到她紐約家中小坐。Broman 的書在嘉寶去世後的1990年出版，內容也以他與嘉寶散步時的談話為主。

        另外有一位在聯合國工作的Raymond Daum 於1963年就在朋友家中見到嘉寶，那時她還與希利在一起。由於他的工作，嘉寶對他產生興趣，還要求去聯合國參觀。希利死後，他向她致意，不久就有幸應邀陪她散步。十多年間，斷斷續續的，散步約數十次。嘉寶去世後，他也出了一本書名就叫`與Garbo 同行'的書。

        1979年，美國出版商Simon & Schuster 聲稱要出一本嘉寶的`自傳'，作者是波蘭作家Antoni Gronowicz。他自稱在1938年他二十五歲那年就在瑞士認識了當時三十三歲的嘉寶。他在書中說，他們見面沒幾次就發生性行為。他並在每次談話後，立即將他們談話內容記載下來，因此以第一人稱寫下這本`自傳'。但在出版商發出消息時，當時七十四歲的嘉寶立即透過律師發表聲明，指出她從來不認識這個叫Gronowicz 的人，如果書本出版，就採取法律行動。

        不過Gronowicz 的嘉寶傳記還是在嘉寶去世後出版，總共壓了十四年之久。Gronowicz本人亦已在1985年去世，比嘉寶還早五年。而Gronowicz 書中所述有許多地方有閉門造車之嫌。對於嘉寶的名譽有很多負面影響。(可惜，當書出版時還轟動一時，因為當時嘉寶的名氣仍然十分響亮。事後看來，整本書都是由過去的資料拼湊而成，有關作者的個人部份則是幻想作品。)

        另外有些人則是鍥而不捨、真正的跟蹤她，以求得到她的相片、資料。在她生命最後十一年，一直有一位攝影師Ted Leyson 幾乎是二十四小時的跟蹤她。事實上，Leyson 這十一年的工作就是跟蹤嘉寶。最初嘉寶很生氣被跟蹤，多次用雨傘驅趕。後來她放棄了，只用狠毒的目光瞪著他。那時Leyson 只要拍到一張她的正面相，或運氣更好，拍到她身邊陪伴者一起步行的相片，就可以向全世界的報紙、雜誌賣到上萬元美金的版權費，足夠他生活有餘。嘉寶就痛恨他由她身上圖利。然而他除了為她拍照外，並未騷擾她，也未捏造她的新聞，他其實是嘉寶最忠實的影迷。 (下：1981年嘉寶在紐約街頭，也是Leytson的作品)    

 

 

 

 

 

 

 

 

 

 

 

         這時候，嘉寶在世人心中已成為歷史久遠的傳奇人物。1984年，荷里活還拍了一部電影Garbo Talks，由影后安妮班克勞馥Anne Bancroft 飾演一個紐約家庭主婦，她得了癌症，一生中唯一的心願就是見嘉寶一面。她的兒子為了完成母親此一心願，只有跟蹤嘉寶，其間還找了Ted Leyson 幫忙，最後終於請到嘉寶到醫院中去看他母親。自然片中的嘉寶不是她自己，觀眾只見到她的背面，正面部份則由寬邊大帽及大墨鏡遮去大半邊面。至於女主角Bancroft 雖貴為影后，也只有幸在紐約街頭見過嘉寶一面，並不敢上前打招呼。她說:「如果是鍾哥羅馥Joan Crawford，甚至凱薩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我都會上前打招呼。我們做演員的，也都有偶像人物，但是我尊重她的選擇。我們不會去打攪她.」

        她幾乎不再去加州，好萊塢對她似乎極遙遠。她沒有回去領1954年奧斯卡金像獎委員會頒給她的特別金像獎，連在電話中對大會說幾句話她都拒絕了。前度男友Gayelord Hauser在1984年去世，她曾去出席他的葬禮，相信這是她最後一次去加州。

        1985年，她在紐約親自接受了瑞典國王King Carl ⅩⅥGustaf 所頒發的最高平民獎章: 瑞典北極司令勳章。頒獎儀式在朋友(影星)Jane Gunther 的公寓中舉行，由瑞典大使代表國王主持。她是連自己的事都要借別人的地方舉行，不肯讓人到她自己的家中。

        甚至在這一年，報上還有她要結婚的傳言，對方是一個畫商Sam Green。在報上登出這個消息後，她立即停止了與他的來往，並透過Cecile de Rothschild 表示對他的不滿，連電話亦不接聽。雖然Green 發誓說，他從未向報界透露這項消息。

 

        即使在退休後多年，她仍是美麗的。Cecil Beaton 在書中對她嚴厲攻擊，但卻無法否認她的美麗:「Miss Garbo 仍是我所見過最美麗的女人。在我於荷里活第一次見她之後，很多年後再見到她，時間只增加了她的風韻和美麗，使她的五官和輪廓更嫵媚.」

        Frederick Sands 於1977年在瑞士初見嘉寶時，就為她的身材和五官而驚訝。她仍保有和年輕時一樣的纖細身段，而藍色眼睛也還是那樣動人，她那時已是七十多歲了。同時她還保有年輕人那種童真，和她說話可以用毫不世故來形容她。

        其實她很自知自己的說話內容是那麼不成熟、不夠世故，因此很怕正式場合的應酬，所以她過去那麼怕單獨參加宴會。和她接近的人都看出，她底子裡還是一個瑞典的農村少女，但上帝卻給了她一副難得一見的完美的面孔，她就被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接受全世界人的歡呼喝采。她自己是極之不心甘情願的。她常常說，如果能重新來過，就如何、如何....。似乎對自己走上星路充滿了怨恨。

 

        嘉寶的孤獨，似乎已成為她的商標。“I want to be alone”也成為她的名言。但她後來很不高興的解釋，她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她說，她說的是:“I want to be let alone.”意思是不受干擾，而非要求孤獨。雖然真正的獨處，可能不是她的第一選擇，但她更怕和不喜歡的人在一起。她曾寫信給Salka 說:「一個人是很可悲的，但更難過的是必須要和別人在一起.」

        獨處的日子於她是落寞的。她在1984年寫給Mimi Pollack 的信中這樣寫:「我心情不好，身體也很差。恐怕不能再寄眼罩給妳，因為他們已經不再做這種東西了。只由信紙寄給妳我的愛。這樣一封信，妳看如何?」這封信全用大寫字母，字跡也大，極似一個老人的筆跡。字大而少，好像寫一封信已是十分吃力的事。

        她和Sven Broman 散步時也說:「我從來不在乎一個人住，這是我自己的選擇。但現在我好後悔，當初沒有走另外一條路。現在我最愛看的就是一對老年人彼此扶持的在一起，兩個人不必結婚，但人生中有一個伴是很重要的。我就沒有....我很後悔.」她說這句話時已八十歲了，這句話証明她並不後悔沒結婚，她只遺憾沒有一個伴。因為在她哀嘆無伴之後，她又說:「感謝上帝，沒有一個男人曾引我上禮堂.」她確是沒有後悔未曾結婚，而且她對沒有小孩這件事，也從未表示後悔。

        嘉寶的朋友都相信，獨處不是她的第一選擇，而是人生際遇引導她走向這條路。因為她不是做學問的人，也不是思想家，不懂得單獨思考的樂趣。這也是為什麼她總要回到人群中去，她從來沒有選擇真正的孤獨。例如她選擇在紐約定居，而不回到瑞典農村一樣。她要活在人群之中，但又要人群和她保持距離，甚至不可目光交接。

        和她最接近的人都覺得，嘉寶對她的生命十分不滿。她曾多次表示，希望重新來過一次。這表示她對自的名成利就絲毫不覺得是一項成功，只有生活的快樂才是她真正嚮往的。但她一生的作法，卻似乎與此一目標背道而馳。她從未主動追求過一般人心目中的快樂，甚至放棄到手的幸福。即使她對人生真的不滿，她也沒有可以責怪的對象。(下：老年的嘉寶。)

 

 

 

 

 

 

 

 

 

 

 

        自七十年代起，她的身體就一直不妥。事實上很多年來，她一直是百病纏身。她常向朋友說:「我身上到處都痛，全身是病，我恨我自己.」因此，這麼多年來她還能自己做飯、照顧自己，已是十分難得。使她困擾的除了長期的支氣管炎(因此她有時一感冒就長達五、六個月之久)，還有氣腫、風濕，但最嚴重的就是腎病。這個病使她極易疲倦，因此她有很多時間是躺在床上。

        她還一直有血液循環上的毛病，這可能和她吸煙有關。她幾乎是不停的吸煙- 一種小型雪茄一樣的香煙。她說不喜歡一般有濾嘴的香煙，因為後面那截濾嘴浪費了。她的醫生曾警告她，若情況惡化，有可能要鋸去她的腿。她則認為是醫生要她戒煙、故作驚人之語。不過她能保住那雙腿，可能與她每天散步幾里路有關。沒有一名醫生能否認這樣定期的、長期的散步，對健康必然有極大的幫助。

        她腿部的毛病也使她經常摔倒，1987年她在家中為吸塵器絆倒，摔傷足踝，從此她停止了持續了五十年的散步習慣，而且她出門時也要攜帶拐仗。她說:「我完了.」自用拐仗那天起，她就向人說:「我是一個finished man.」這時她請了一個女傭，為她做大部份家事，然而她請的還不是全職女傭。

        此後紐約街頭再見不到她熟悉的身影，人們開始談論。當她偶爾又出現時，人們說，她再也不是那個`Great Garbo'了。

        那年夏天，她自己一個人到Klosters 去，但在那裡卻病倒了，醫生說她情況不妙。第二年，她仍然去了瑞士，又是因病提前回到紐約。這時她才開始用一名海地來的全職女傭。

        最不幸的是，朋友都先她而去，包括情敵Valentina，她後來得了柏金遜病，幾乎全身癱瘓，拖到1989年以九十高齡去世。沒死的也多垂垂老矣，Cecile de Rothschild 就躺在床上，動彈不得。嘉寶所住大廈的管理員說:「多不幸，再也沒人來看Miss G.了.」這時她除了見見醫生護士外，只有姪女兒Gray Raisfield，她的丈夫及她的四個小孩。(她的哥哥Sven 早在1967年病逝，葬在新墨西哥州，因此她姪女成為她唯一的親人)。

        1989年春，醫生開始到她家中為她看病。六月份她到醫院住了兩天。從此之後，她每星期到醫院接受析腎三次。姪女為她在一間轎車公司開了戶口，每週一、三、五、來接她去醫院。

        那一年，她不能再去瑞士過夏天。不僅因為腎臟病的原因，她的腿也因為血液循環受阻，連走路都會痛。

        她此時的行動都有那位跟蹤了她十多年的攝影師Ted Leyson 做下記錄。他說，她穿著長褲、戴著軟帽、腳上穿著拖鞋，每次都自己下樓，走上轎車。但由醫院回來時，就要坐輪椅上樓。

        她最後一次上醫院是一個星期三，這次就未再出院。三天後- 1990年四月十五日，在醫院中病逝，得年84歲。

        她的遺體被送到姪女住的紐澤西州火化。遵她的遺囑，沒有任何公開葬禮儀式。(下：永恆的嘉寶)

 

 

 

 

 

 

 

 

 

 

 

        很多人等著看嘉寶龐大的財富落入誰人之手，或者是，她會怎樣分配她的財產﹖結果令很多人意外，她將全部財產都留給一個人- 她的姪女。

        她沒有留下任何東西給瑞典的親人，或是分給慈善機構、或設立任何基金。目前看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與她個性符合。但當時確使很多人意外，可見當時人們對她還是有相當的幻想。

        嘉寶的全部財產中，最值錢的是她收集的一批名畫和物品，經過蘇士比公司(Sotheby) 拍賣，總共得款二千多萬美元。

        在拍賣會中，大多數的名畫和傢具的售價都比她當初購買時高了何止百倍。一方面是因為這些物品的價值已隨時間而升值; 另一方面則因為這些東西曾經為她所擁有而升值。例如一個瓷製香水瓶，甚至不是名牌，也賣到一萬八千元。一幅Albert Andre 畫的老婦人，估值四萬元的，賣到十八萬七千元。瑞典明星Nils Asther 畫的一幅小畫，估值一百五十元，賣了九千多元。她哥哥Sven 畫的一幅畫，也賣了同樣價錢。都因為和嘉寶牽上關係、都曾為她擁有。

        最值錢的還是她收藏的名畫，例如那幅Renoir 所畫的人像- 他的兒子及他的保母- 賣到五百七十五萬美元。六幅Jawlensky 也各賣了一百多萬元一幅。

        許多在拍賣會中出現的人是收藏家、或她的影迷，目的在搜集一些她個人的東西: 來往信件、她讀過的劇本、簽名劇照、拍片合約....，但他們全都大失所望，因為這些東西全都未出現。因為她從來不收存這些東西，即使有，她也全銷毀了。可見她維護自己隱私的決心。(美國政府於2005年九月她的冥誕日發表嘉寶紀念郵票，以及首日封。)

 

 

 

 

 

 

        雖然她能銷毀自己身邊所有個人資料，卻無法銷毀流傳在外的資料。她寫給Salka Viertel 的六十六封信，在1993年六月被Viertel 的家人拿出來拍賣，經蘇士比公司賣得四萬多元美金。而她生前寫給Mimi Pollack 的四十封信，在同年十二月經同一公司拍賣，得款三萬多元。相信拿出來拍賣的是全部信件中，較少牽涉到私人事務的信件。而且如果是在她死時就拍賣，得款會比這個數字高出許多。

        反而是她寫給Mercedes de Acosta 和Cecil Beaton 的信件，沒有拿出來拍賣。Mercedes 在最後幾年經濟並不寬裕，但她卻將嘉寶給她的信，及她和別人間的情信，都交給了費城一個博物館。其中有關嘉寶的信件，她要求在嘉寶死後十年才能公開，也就是在西元二千年之後，我們才知道這些信件的內容。據說在Mercedes 生前有人出價十萬元，她也不肯出售。不過以嘉寶謹慎的個性，信中亦沒有透露什麼驚人秘密。而她寫給Cecil 的信，也在保留Beaton 文件的圖書館中收藏。並以尊重嘉寶為由，不予揭露。其實她與大多數人的關係，亦都是經由片面的資料得來，所以雖然不夠全面，這也是她個人的選擇。(嘉寶傳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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