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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C-Lavalin事件目前還是模糊不清，因為杜魯多總理還是禁止前司法部長王洲迪說出有關實情。說是鑑於solicitor-client 保密協議。但是做為client的一方，杜魯多等就可以暢所欲言，將事實真相用他們的立場多次宣揚。
反對黨每次問政府，王洲迪甚麼時候可以自由說話？現任司法部長David Lametti就說：這是一項非常複雜的法律問題，他們會全力解決。這樣的回答要維持多久呢？
我以為王洲迪已經獲准參與杜魯多內閣會議，雙方一定取得某種協議，或是默契。後來才知道，她是在幾個同僚哀求了兩個小時才被杜魯多允許進入內閣開會。而回到內閣後，王洲迪還是堅持「她曾經感覺到受到壓力」，於是杜魯多堅持不讓步，讓她繼續坐冷板凳。同時禁止她發言。
而官方方面，除了杜魯多本人，現在還多了一個「發言人」，就是樞密院祕書Michael Wernick華內克。他在星期四國會司法委員會的證詞，完全出軌。他說「環球郵報」的報導不實，捏造。他說某些人利用事件使用了「叛國、背叛」這些刺激性的字眼，目的是煽動群眾，他更因此擔心今年十月的大選會出現街頭暴動，警告會發生有人被暗殺的事件云云。
有這樣嚴重嗎？很多人覺得他這番言論才是煽動，刺激。更讓人側目的是，作為樞密院秘書他應當立場超然，現在卻挺身而出，做自由黨政府的打手。
其實華內克是借用另一次事件(亞省人支持油管的龐大車隊)，配合這件醜聞，達到他想要的藉口。那些車隊中有些人的確反自由黨，反杜魯多，他就將兩件事件混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甚麼回事。
但是第二天，杜魯多卻在一次記者會中叫大家好好拿出Wernick的話來聽聽，說這才是真相。
華內克除了堅決挺杜魯多的立場之外，他那天的證詞主要是說，SNC-Lavalin是本國一間主要工程公司，有雇員近萬人，政府有職責保障本國人的工作機會。這也是杜魯多用來作為解釋的理由。
此外，他更證實了政府多個機構確實向司法部長施加壓力，但是他強調，就因為這間公司雇用近萬工人，所以他們的「壓力」是適當的。
的確，政府有職責保障國民工作機會，但是任何事都有正當做法。你可以公開說明，無須暗中派自己的官員。PMO，樞密院的官員一次又一次的關說，讓人覺得你是為了自己的好處施壓。(SNC-Lavalin非法向自由黨捐款十幾萬元。)當當事人不服從，你就將她降職，讓她當眾難堪。
而且保守黨指出，加拿大刑事法中明確指出，執法機構不能夠以經濟利益作為考量，決定是否起訴的理由。
而且事件中被揭發，Wernick本人就是關說人員的一個，他的出來作證本身就是利益衝突，他的證詞值得重視嗎？
相對來說，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他也利用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事件，作為中美貿易談判的籌碼之一，但是你就不能說他干預司法。因為他全部都攤開來講，而且在美國司法部調查、起訴期間，他都沒有干預。這就是兩件事件的分別之處。但是很多媒體還是要故意將川普說成是干預司法。
說到那個「神聖的」律師及顧客保密協議solicitor-client agreement，只有在自由派認為適當時才有用。川普總統的私人律師柯恩Michael Cohen被那個獨立檢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策反去做控方證人，要他將所有川普不法之事都抖出來，你聽到全美國的媒體叫好，將柯恩說的話都當作大新聞，何嘗有人關注律師及顧客保密協議？
加拿大很多媒體，特別是幾間最大媒體已經接納了自由黨的說法：杜魯多是為國民工作著想，所以做法適當。甚至見到一些批評王洲迪的報導，其中Huffington Report甚至攻擊王洲迪過去三年司法部長任內很多失職的例子，包括她任內達成的協助自殺法律，有許多漏洞會導致法律控訴。而大麻合法化，也因為對藥用大麻增加稅務要求，導致大麻缺貨，甚至提高了非法吸食大麻者的刑法處罰，而她主動提出的嚴管酒後駕車法律，更是刑事法律師針對的對象…總之她的各項措施都有缺陷云云。似乎要證明杜魯多有足夠理由將她降職。看來各界對她的批判也在明的暗的開始了。
這說法不僅鞏固了自由黨在魁北克的選民基礎，還幫他洗脫了。這幾天多間傳媒對此事的報導已經冷卻下來。我希望大家對比當哈珀時期，媒體處裡參議員達菲Mike Duffy三年內「合法」申報九萬元房屋津貼事件的報導。為期三年期間每天都是晚間新聞頭條，直到將哈珀打落台。兩單事件哪一件更嚴重。
02/27/2019
我沒有預料到王洲迪在國會的證詞會這樣坦白直率。她的四小時證詞對於杜魯多造成極大傷害，明言杜魯多要她干預司法，而且使用的理由包括(自由黨的)競選策略，這才是最爆炸性的。
她先做了三十多分鐘的開場白，直言總理辦公室，樞密院到財政部，一共出動了十一個人，先後二十多次向她遊說施壓(十次電話會議，十次會面)，目的要她撤銷(延後)對魁北克工程公司SNC Lavalin的詐欺及賄賂的指控。她每一次都拒絕了，但對方繼續向她施壓，最後當她與總理杜魯多單獨見面時，杜魯多卻對她說：「魁北克就要有一個選舉(省選)，而我是魁北克選區的國會議員…如果我們不想辦法，這間公司會遷出加拿大……」
當王洲迪問杜魯多：你是要以政治理由干預我的角色嗎？杜魯多否認，說「我只是要想出一個解決辦法。」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杜魯多堅持，他沒有強迫王洲迪接受他的建議，一切決定都是她一個人所做。但是當杜魯多將王洲迪降職，將她調到退伍軍人事務部長時，這就是懲罰，就是司法干預。明顯的她也是到這時候才知道，自己以前受到的壓力有多重大。
王洲迪是一個非常仔細的檢控官/律師，原來每一次見面，電話會議她都在事後紀載了筆記，所以每一次談話的時間，地點，人物及內容，她都不會弄錯。沒有一個人可以指責她做假，或是說錯話。
她繼續說，那些「說客」繼續向她施壓，總理辦公室的兩位最主要的幕僚Gerry Butts 和Katie Telford對她說：我們必須找出解決辦法，甚至說「我們不再討論合法不合法的問題。」意思是，不合法也要做。最後Butts還說：那個法律是(前總理)哈珀時期的，我不喜歡那法律。
最後見她都不為所動時，Katie Telford說出這樣的話：如果(Jody)對這作法感到不舒服，我們可以發動人在報紙上寫專欄，說她做的事是對的(proper)。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認識到這句話的重要性，杜魯多政府非常明白，他們有媒體控制在他們手中。他們可以控制輿論。
這件醜聞會持續多久，還是要看傳媒。今天我看了好多評論節目，還有幾個記者會，媒體的看法還是偏袒的。聽到一位評論員說：王洲迪這人太頑固，甚至拒絕接受第三方意見，自由黨人對她沒有辦法；(好像是她的錯)；杜魯多沒有做不合法的事，充其量是不適當；還有一個評論員說：「只因為一間公司有人賄賂，就讓幾千人失業嗎？」事實是不只是一個人賄賂，還有詐欺。而且不只是一次，是十次八次。
當保守黨黨魁希爾Andrew Scheer開記者會，說杜魯多該當辭職時，一個記者問他：杜魯多是為了保障加拿大工作才這樣做，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最後甚至有評論員說：也許我們應當把司法部長Justice Minister跟檢查部長Attorney General分開，就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原來杜魯多沒錯，是制度錯了。
不過王洲迪的證詞已經非常令人意外，因為她的坦白、有系統地揭露杜魯多一連串的遊說行動讓人驚訝。這絕對不是杜魯多及自由黨預料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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