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是誰的責任？

2014-07-28 02:35:08

一個男子在由多倫多飛巴拿馬的飛機上大鬧，只因為他覺得香煙價格太高，就威脅要炸飛機。正值一個星期發生三樁墬機事件，航空公司不敢怠慢，通知了警方，飛機在兩架美國軍機護駕下掉回頭。

之後這名25歲男人的父親說，他兒子一直是有精神病，但他得不到幫助。他怪罪警方，說他致電警方二十多次，警方都不理。他母親則說，兒子從來不吃藥，將藥都丟到垃圾筒。

問題在於，家中有精神病患，什麼時候變成警察的責任？在場沒有一個記者追問這事的不合理。理所當然的，同意了這名父親的邏輯。

剛好在前一天，加拿大一名退休法官提出一份報告，指出警方要加強對精神病患的了解的訓練，以免再發生像一年前，亂槍打死巴士上揮舞小刀，威脅乘客的一名精神病患。這證實了，社會認為對付精神病患是警察的責任。因為每次有精神病患鬧事，大家第一就通知警方，警方無法預知事情的嚴重性，處理過頭了，一定遭到指責。但是處理不當，誰知會有什麼後果。

今年四月，亞省Calgary一個22歲大學生，拿著刀到一個派對，將五名大學生刺死了。案發當天他發了短訊給父母，父母覺得不對勁，急著通知警方，但沒能及時阻止。設想如果警方得到通知，趕到了，將持刀的De Grood打死了，雖然可能救了五個大學生，但可以肯定的是，警方一定被攻擊的體無完膚。

大家更可能記得2008年發生在灰狗巴士上的事件，一個華人移民李偉光在巴士上，突然發狂，拿出背包的一把大刀，將坐在鄰座的一個原住民青年的頭割下來。(也不能說突然發狂，因為他預先藏了把刀。又換了座位，坐到受害者的身邊。)之後拿著那個頭追趕其他乘客。現場的人還見到他將死者的器官割下來吃了。

如果當他剛發狂時警察趕到，在他還未殺死鄰座之前將他殺了，那警察的罪過也是寫都寫不完。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西方社會就取消了精神病院，讓精神病患融入社會。但是在西方的人權觀念下，精神病人又有不吃藥的權利，因此精神病患造成的治安隱憂越益嚴重。而西方的司法精神又強調，一個人在做下任何非法行為之前，不能採取行動，那麼現在的社會就像是到處都是定時炸彈，危機處處。

兩年前發生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一間戲院的事件，一個博士班學生拿槍到戲院掃射，殺死了12名觀眾，傷了70多人。還有同一年，發生在康涅狄克州Sandy Hook小學的集體屠殺事件，總共有26個人死亡，包括20名小學生。兇手也是一個20歲的精神病患。事件中他將母親也殺害了。但這些事件過後，媒體都別有用心的將箭頭指向槍枝管制，就是不肯正視真正的問題所在：精神病患的問題。

兩年前，多倫多一對香港來的母女到美國大西洋城旅遊時，就在街上被一個發狂的黑人女子刺死了。這是完全的不合理現象。事後沒有聽到一個傳媒，一個官員，一個評論員檢討，這對母女死得多冤；那個瘋婦為什麼可以拿著刀子周圍走。

但是每一次一個發狂的精神病患在衝突中被警察打死了，你就可以保證聽到連續多年的指責，檢討，示威…沒完沒了。

2007年，一個身材高大的波蘭移民到達溫哥華機場後發酒瘋，大鬧機場，拿起電腦，凳子砸。警察接到通知後趕到，無法將他制服，後來用了電殛槍才將他制服，但他卻死了。後來法醫裁決他是因為在機上飲酒過多，心臟衰竭而死。但是由CBC領導的傳媒就沒完沒了的指責警察過份用武力。硬是調查了五六年，趁機將聯邦騎警罵臭。

這次大鬧飛機的青年的父親一再喊冤，說沒人幫他照顧兒子。但是他既然知道兒子有精神病，為什麼還讓他自己坐飛機？這不是視其他幾百乘客生命於不顧？

對精神病患我們都應當有同情心，對於他們的家人所受的磨難亦應當深具同情，但是目前這種政策及態度，絕對是錯誤的。難道我們為了少數人權就必須持續生活在目前這種恐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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