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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寫電影介紹：The World of Suzie Wong 蘇絲黃的世界 時，在網上搜尋有關香港難民的資料，發現了幾篇非常感人的文章。這是個人經歷的血與淚的交雜紀錄。也許文采不高，但是內容感人肺腑。我一直最恨有人改寫歷史，而這些都是最真實的歷史。認為非常值得保留。所以在此轉發。
下面是其中兩篇，我個人沒有版權。希望大家看了如果認為值得，多多轉發。
人蛇血淚史__荒誕歲月- 珠江風景線
(巴凌)
我在南海工作了五年，騎著腳踏車，廣州南海兩頭跑，每星期至少經過珠江大橋兩次。橋東端是廣州市的西郊黃沙，西端是南海縣的鹽步公社，江中有個小島，就把大僑分成東西兩段。所以，官方把這座鋼材結構、鐵路、公路、腳踏車和行人通用的大橋，稱為珠江雙橋，以別於市區跨越河南河北的珠江鐵橋。不過，老百姓為了方便，通常把鐵橋叫珠江橋，雙橋叫珠江大橋。
這些年來，我每次經過大橋，望著滾滾東流的珠江水，心情複雜而沉重，南唐李後主的詩句，不知不覺便浮現心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五十年代初期，我和戀人曾多次到荔枝灣划小艇，吃艇仔粥，或渡珠江到海角紅樓泳場游水，那時的珠江水是碧綠的，和兩岸四季常青的樹木渾然一色，給人以清新浩淼之感。經過近三十年的折騰，兩岸人口暴增，生活污水和工農業廢水全部注入珠江，地面上的垃圾和人畜屍體，也常漂浮在珠江渾濁的水面上，江水變黃變黑，毒臭薰天。
南海縣的幹部告訴我，文革期間，南海縣境內的珠江河段，幾乎每天都有屍體從上游漂浮下來。依照上頭指示，發現屍體，立即打撈，就地掩埋。絕不讓一具浮屍漂出珠江口，進入香港水域，以免損害『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光輝形象。據說，當地曾經打撈起一宗大小十三具被釘在同一根杉木上的屍體，慘不忍睹，令掩埋的人痛哭失聲，甚至有人神經錯亂。
如果說，文革造成珠江浮屍是短期現象，那麼，逃港風造成的珠江浮屍，幾十年來從未間斷過。從這個意義上說，珠江是一條血淚之水，『社會主義新中國優越性』的見證。
珠江三角洲十餘個縣，境內河道縱橫，水渠如網，汽輪或帆船可以直通香港和澳門的出海水道，多達百餘條。港、澳兩地分別屬於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但居民都講『廣府話』，與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大都有血緣關係，有共同的生活習慣，向來都自由來往。尤其是香港，建成商埠以後，輪船可以從珠江口通往歐洲、美洲各國，對內也可通汕頭、廈門、上海、青島、天津、大連等地，成為華南最重要的港口。一九四九年底珠江三角洲『解放』，一九五○年夏秋之間，土地改革運動和抗美援朝運動興起，國內國外『階級鬥爭』同時展開，接著，與港、澳接壤的珠江邊防線建立起來，民眾間的往來就被隔絕了，被視為『階級敵人』的各式人等，就開始逃亡。官方對這一類行為，統稱『叛國』或『逃港』，僥倖逃出去的，如同漏網之魚，餘悸猶存。如果失敗了，後果不堪設想：一是浮屍江中，二是死於邊防軍槍下，三是抓回來送去勞改。這種『兩死一勞改』的殘酷悲劇，從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三十年如一日，屢演不衰。
『逃港』是珠江最具特色、甚至聞名遐邇的一道風景線。一九五八年開始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所謂『三面紅旗』，一經『高舉』，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眾人高唱的那首流行曲《社會主義好》，立即就改了歌詞，變成：『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家家人民吃不飽。』這已經是相當客氣、並有文過飾非之嫌了。實際情況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見毛澤東七律二首《送瘟神》）省委書記陶鑄先是提出『三餐大米飯，盡肚子吃飽』的偉大口號，接著狠批民主人士羅翼群『農民餓死邊緣論』，全省吃了三個月不要錢的公共食堂，各家各戶便斷了炊煙。陶鑄只相信權力，不體察下情，又在全省掀起一場『反瞞產』運動，把老百姓最後一點救命的口糧也挖光了。至此，一場人為的大饑荒，持續了三年之久，出現了赤地千里，餓殍載道的悲慘景像。
迫不得己，陶鑄遂於一九六二年五月下旬，下令將平日封得嚴嚴死死、連蒼蠅都飛不過的中、港邊防線，全部開放，讓內地饑民逃港求生。中方邊防軍接到上級命令，盡最大努力，帶路協助，夜間還施放照明彈指引方向，使饑民能較為順利地攀越梧桐山、燕子岩等險要地段，安全進入九龍新界。港英當局也予以人道援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讓難民『非法入境』。香港居民則基於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不分晝夜，四面八方，送衣送食，並開車運載難民進入市區，投親靠友。
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還發佈『開放中、港邊防線』的驚人消息，寶安縣的南頭、蛇口、深圳至鹽田、東莞一帶，近水樓臺，幾乎十室九空。廣州市及周圍各縣，也聞風而動，廣深線火車連日班班爆滿，樟木頭、常平站以南，人群擁街塞道，越境進入香港的人潮，洪水爆發一般，勢不可當。三天下來，成功到達香港的難民，據港方報紙報導，數以萬計。而互相踩踏或墜落懸崖死傷的，更不可勝數。
港英政府迫於形勢過於嚴重，小小香港無法承受，遂改用『抵壘政策』，即已進入市區的難民，不捉不拘，允許居留；剛剛進入邊境的難民，則即捕即遣，並照會中方，要求即刻遏止饑民逃港。中方這才緊急煞車，重新封閉邊防線，恢復『兩死一勞改』的政策，廣東人稱之為『大逃亡』的逃港風潮，才暫告平息。可笑的是省委領導竟然掩耳盜鈴，在內部大力闢謠，否認有過開放邊境的事。
雖然如此，逃港成風，不但不可遏止，反而有增無減，數十年來，歷久不衰。廣東人以千萬條最可寶貴的生命，在珠江上展示出『x會x義』的悲慘境況。逃港偷渡的方式，水陸兼程，帶渡、引渡，也自然成為一種隱形的行業，還產生了一套與逃港偷渡有關的行話術語。爬山越境叫『鉸腳』，游水過岸叫『督卒』（以象棋卒子過河作喻），購船叫『搵屐』，入山晝伏夜行叫『埋堆』，單獨行動叫『打單炮』，多人一起行動叫『夾埋』，帶路領航者叫『盲公竹』，策劃議價叫『斟盤』，一百元叫『一篙水』，一千元叫『一撇水』，一萬元叫『一盤水』等等。
廣州地區的逃港偷渡者，採取的途徑花樣最多，方式方法層出不窮。買船或偷搭運輸船偷渡出境，雖較快速，但費用大，成功率小，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最普遍的方式是『督卒』和『埋堆』，即從廣州黃沙貨車編列站，偷偷爬入車皮藏匿，隨車到九龍紅磡火車站再伺機逃走，這些方式多數是青壯年才能做到，成功的也最多。珠江三角洲各縣，多數採取用農艇划槳，漏夜闖出珠江口。這種方式均有蛇頭策劃，有領航、帶路、接應，提供食宿，每人要交路費八千至一萬港幣，到港後通知親屬交錢領人，成功率也不低。還有一個方法，是搭乘來往廣州汕頭間的客貨輪，夜間經過香港水域，伺機跳海泅渡登島。而渡海溺斃、或被沙魚所害、或半途發生意外死亡、失蹤的，無從計算。
1964年經濟生活開始有些好轉，又大規範地開展『4清運動』。城市鄉鎮，結合『社會主義教育』，大批『香風臭氣』，大批香港是『臭港』，大反『偷渡逃港』，大查『海外關係』，更多的人被批判，更多的人被送去勞改場。因而更多的人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甚至完全絕望，更多的人拼死偷渡，逃港風潮，一波勝似一波。
在大反『香風臭氣』運動中，廣深客運列車的乘務二組，被當局譽為『拒腐蝕，永別沾』的社會主義標兵。報紙電台天天吹，『廣深二組』的女乘務員，守住『社會主義前沿陣地』，天天與香港乃至海外的資本主義勢力作不妥協鬥爭的英勇事跡，鋪天蓋地，充斥人們視聽。但是，民眾的口頭議論，卻是另外一種景象。
內地全面饑荒以來，香港同胞給內地親戚朋友輸送食物，肩挑背負，經年曠日，從未止息。海外華僑也多以香港作為中傳站，大批食物，源源不絕地輸送給大陸各地親友，成為災民渡荒活命的生命線。我的六哥在泰國曼谷做生意，一知道家鄉鬧饑荒，就通過香港的親戚，購買大批食物，主要有大米、麵粉、花生油、糖、臘肉、魚脯等，船運至家鄉港口，再用汽車、腳踏車送到家裡。家人也有親友鄰居，甚至平日作威作福的黨支部書記、大隊小隊的生產隊長，都分享到救命的食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展開，香港及海外的救濟物品，全都成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骨肉親情，又成了『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武器』。凡是有親人在香港或海外的，一律嚴查嚴批，強制劃清『海外關係』。以致文革期間，海外關係斷絕，僑鄉百姓，又陷入饑寒交迫、水深火熱之中。
許多有親眷在香港的內地民眾，不敢或不肯冒險偷渡，就只好向公安機關申請『赴港證』，以合法的身份赴港與親人團聚。不過，這類申請能獲得批准的，不到萬分之一。通常的理由是：申請的人太多，有先有後總要排隊嘛。排隊排到驢年馬月，只有天知道，無不心急如焚。有的專管『出境』的公安幹部，就利用這種『心急如焚』的心理狀態，斂財獵色，貪污腐化。為了求得一紙出境證，有人不得不私下行賄，從財物到房產，甚至『陪睡』，無奇不有。一些婦女到了香港以後，恨不過，請人寫信向黨政領導人揭發自己被姦污慘事。當局為了黨和國家的光輝形象，官官相護，都以『查無實據』為由，草草了事。
文革初期，北京的紅衛兵一把火燒了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香港的左派聞風而動，掀起一場開埠以來最酷烈的『反英暴亂』。而受害最大最深的，卻是以『血濃於水』著稱的香港同胞。許多商店被搶被砸，許多人被揪被打。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被迫逃亡西歐，他的一位助手被『紅暴徒』活活燒死。香港是個法治的國際大都市，豈能容許紅衛兵在轄區內無法無天，暴亂造反？於是，警察全面出動，在市民支持下，很快就平息了這場風波。香港的2CP地下黨，又將暴亂的骨幹撤退回到廣州，或治傷，或休養，還受到廣州造反派公開慰勞。有個藝術團體，更在友誼劇院演出新編歌舞活報劇《反英抗暴》，把向英女王伊麗沙白銅像噴灑黑漆油，當街潑汽油把人活活燒死等暴行，在舞台上一一搬演，借以表彰這批暴亂英雄。港英政府為了報復，立即宣佈，從大陸偷渡到港的人，一律給予居留權，或轉交聯合國救濟總署，安排到美國去。
差不多這個時候，另一件最轟動、影響最大的事，莫過於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世界著名小提琴家馬思聰偷渡香港成功，並在報端著文描述秘密越境的經歷。文章很快就傳到廣州，一時間就成為街頭巷尾、茶樓食店談論不休的話題。紅衛兵到處打、砸、搶、操、抓，牛鬼蛇神、黑五類、黑七類、臭老九紛紛挨打挨鬥，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迫使許多人想法逃命。馬思聰逃港成功的消息，極大地刺激並鼓舞了偷渡逃港的風潮。許多地、富、反、壞分子的後代，尤其是右派分子的子女，都冒著生命危險，採取各式各樣的途徑，向境外逃生。
七十年代初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又迫使大批青少年學生前仆後繼，偷渡出境。這一波新的逃港高潮中，浮屍珠江水面的，都是十幾歲的孩子！珠江口兩岸居民，不論內地人還是香港人，每打撈上來一具孩子的屍體，都忍不住痛哭流淚，無不詛天咒地。
一位中學生逃港的經歷，令人唏噓。七二年十二月冬至前，一條小農艇離開廣州長堤一處小碼頭，沿著珠江東行，時行時泊。因為廣州附近農民，多用這種小農艇作為交通工具，隨處可見，並不特別引人注意。小農艇原先只有兩三個人，逐漸增加到十幾個人，男男女女擁擠不堪，只能側臥，無法翻身，這就叫做『屈蛇』。抵達增城縣臨江的新塘鎮，艇面上鋪蓋了一層瓦片，偽裝成載運建築材料，避過崗哨檢查，於暮色蒼茫中緩緩划出虎門。
當日天氣回暖，颳起大南風，小艇逆風而行，速度大慢，入夜才過珠江口的南沙。艙裡狹小，燠熱異常，衣杉全被汗水濕透了。有人內急，實在忍不住，也顧不得羞恥，當眾方便，再將盛著穢物的膠袋扔下水去。如此尷尬的事，實在出於無奈，大家都能諒解。過了南沙不久，風向由西南轉為東北，風力也由二三級逐漸增強至五六級。艇家將篷面的瓦片拋棄下海，大家才見天空彤雲密佈，疏疏落落下起雨來。海面上除了漂盪著導航的燈標，四顧渺茫，一片漆黑。
小艇無帆，只能借助水流和風力，以槳作舵，控制航向和速度。風勢漸見增大，小艇像半邊花生殼，在風浪中顛簸，載浮載沉，漂出珠江口，進入內伶仃洋海面。大家無不暗暗竊喜，以為『香港在望』，很快就可登岸了。
不想小農艇，並不比『雙溪蚱蜢舟』大多少，載得了十幾個人，卻抵不住洋面如此猛烈的狂風巨浪。艇外風急浪高，浪花不時打進艙來，隨時有翻側的危險，艙內開始有人嘔吐，相繼多人條件反射，甚至大小便失禁，橫七豎八，男女雜陳。為了躲避邊防軍，先前強行灌服安眠藥的小童，這時也甦醒過來，嚇得高聲啼哭，全艇秩序失控。艇家奮力導正航向，用力過猛，一連折斷三支木槳，小艇陀螺似地，原處打轉，上不著天，下不著岸，月黑風高，浪濤翻滾，還能有甚麼辦法，只好聽天由命了。
大家苦苦掙扎，大約午夜過後，隱約可見東南方天空出現一片紅光，心想離香港大概不遠了。只是天公不作美，東北風增強為七八級，小艇完全失控，偏離航道，離那片紅光越來越遠。有人忍不住，問艇家離香港還有多遠。艇家長長嘆了一口氣，答道：『不瞞大家說，若能不死已是萬幸，到港絕對無望了。』話音剛落，一個巨浪打來，小艇被拋到礁石上，撞成碎片，眾人紛紛落水。辛好海水不深，大家連爬帶滾，向怪石嶙峋的岸邊逃命。
天寒地凍，饑寒交困，大家只得相互擠擁成團，蜷伏石堆間，奄奄待斃。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走過來一隊解放軍巡邏兵，拿槍指著喝道：『站起來！舉手，不許動！』後來才知道，這裡是中國管轄的伶仃島，按照邊防軍的規矩，一條粗麻繩將大家串在一起，拖到軍營前，列隊清點人數，搜身、問話、登記姓名、年齡、籍貫、戶口地址等，這時，才知道這群偷渡者的確實人數是三十二人，男女參半，最老的六十歲，最小的才三歲。然後，給一大桶開水，又把搜去的錢換些餅乾，每人發一份充饑。當天中午，一艘高速砲艇把這批『犯人』移交西岸珠海唐家灣公安機關，再押往中山縣石歧收容所。沿途一些軍屬孩童，對著『犯人』丟石頭，揮竹鞭，高聲叫罵：『打死偷渡犯！文革萬歲！』
收容所不是監獄，但比監獄還糟得多。不足十平方米的囚室，竟關押二三十人，斷臂折腿的，滿身疥瘡的，遭受嚴刑吊打的，臥地呻吟不起的，簡直是人間地獄。五天後，這位偷渡失敗的中學生，和其他人犯一起，兩人合戴一副手銬，押上前往廣州的夜航花尾渡。幸好中學生的手銬很寬鬆，船到廣州大沙頭碼頭，準備乘車押去天河收容總所，趁公車站乘客擁擠，脫出半邊手銬，混入人群，逃之夭夭。這位中學生後來還是偷渡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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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煙」五月逃亡潮
chiyam30 于(北美世界日報）
每年的五月，都會有一幅幅極其悲慘場面的圖畫，在我的腦海里泛現出來．雖然時間巳經過了四十多年，但這個難忘的陰影，仍是揮之不去．此時把這個夢魘描述出來，讓年輕的讀者知道，我們曾經看見過一些甚麼事．
雖然巳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但至今仍難以遺忘．因為這是我有生之年所見過的，最悲慘也是最浩大的逃亡場面．
那時候，我在香港《新報》擔任娛樂版編輯．有一晚，采訪部的同事回來，說有大陸難民鋪天蓋地的從邊境涌過來，人數之多，簡直和螞蟻一樣．香港這邊雖然出動了大批軍警去堵截，但因為中港的邊界綿長，那時還未建築鐵絲網，以致情況難以控制．
這是社會性新聞，本來與我的工作無關．但那時候我年富力強，好奇心旺盛，第二天便搭上新聞采訪車去觀看究竟．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初夏，天氣忽雨忽晴．采訪車沿著上水到元朗的公路行走，右邊便是中英邊界的梧桐山．抬頭望去，漫山遍野都是人潮洶涌，怪不得采訪部的同事用螞蟻來形容這些逃亡的人群．因為遠望過去，那些穿著黑色和藍色衣服的難民，一叢叢一叢叢的，真的很像一群群螞蟻．
這就是當年不但轟動全香港，而且也轟動了全世界的「五月逃亡潮」．由於一九五八年開始，由毛澤東發起的「大躍進」運動，種下了全國大饑荒的禍根．幾年下來，餓死的人數以千萬計．為了求生活命，大批無衣無食的農民蜂擁南下，後來更聯群結隊的越過邊界要逃亡到香港來．
深圳和落馬洲一帶守備森嚴，難以飛越雷池半步．這些逃亡者要進入香港，只能遵循兩條路線．一條是泅水過來，逃亡者由寶安縣海邊下水，此時海水不是太過寒冷，大約要泅游五六個鐘頭，便可以在香港的後海灣上岸．
這條水路只適合那些年青力壯和懂得游泳的人．他們為了逃避大陸邊防守軍的阻止，要等到黑夜才能下水．有些人帶著救生圈（廣東人稱為水泡），但當年物質缺乏，救生圈不容易買得到，只能找到籃球里的氣膽，吹氣之後用繩子綁在身上，藉以增加身體的浮力．他們又用膠布包裹著衣服，以免被海水淹濕，預備在登陸後穿著．
可是，從水路來是十分危險的．因為黑夜中很難辨認方向，往往會游到茫茫大海里去．倘若氣力不足或者手腳抽筋，更會葬身魚腹．而且水底有食人的鯊魚，海面有港英的巡邏快艇，以探射燈到處照射，捉拿海上的逃亡者．當時海上常有漂流的浮尸，就是那些不幸的逃亡者，付出了生命作為代價．
報館的同事曾經訪問過一個僥幸游到岸邊的女青年，她終於抵了目的地，惟是沒有著歡愉的表情，反而是號啕大哭．她是和幾個朋友一同泅水逃亡，其中一個男子是她的未婚夫．他們泅游到中途，她的未婚夫雙腳抽筋，無法再跟著大家泅水前進．這個女子抱著未婚夫不肯放手，打算同歸於盡．幾個同行朋友奮力把他們拆開，她就只好眼睜睜的望著未婚夫沉到海底里去了．
大多數逃亡者是從梧桐山那邊爬過來，因為這里邊界綿長，港方的守衛比較松散．而梧桐山的另一邊，便是香港這邊的古洞村，全是農舍和菜地．只要爬過了山嶺，他們便可以躲藏在農舍或田野里，等待機會進入市區．
逃亡者由於要躲避邊防解放軍的阻截，他們也要等到夜幕低垂以後才能出發．不過，听說有些解放軍也很同情這些逃亡者，不但網開一面的任由他們通過，還好心地向他們指示正確的逃亡路線．
在華界那邊的梧桐山，山勢較為斜徙，在黑夜中爬山越嶺，又不敢點燃火把和開亮電筒，有人一個不小心的一腳踹空，便會跌下百丈懸崖，冤枉地送掉了性命．
里的邊境界線頗為特別，梧桐山下是英界，山上 是華界．所以那些港英軍警就只能在山下堵截逃亡者， 不能上山追捕．雙方就是這樣的在山上與山下對峙著，你不能越界追到山上來，我也不敢走下山腳去．
山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也不盡是逃亡者，其中有些是香港居民，他們來到山頭尋覓親人．我看見一個滿頭白發的老者，跌跌撞撞的在山頭上四處奔走，手上舉著一個寫著名字的牌子，一邊用鄉音叫喚著被尋覓者的名字．原來他接到鄉間的書信，兒子巳經在十多天前起程，參加了逃亡者的行列，但至今仍無音訊．這位老人家愛子心切，便每天都來到梧桐山上到處找尋，希望能與兒子相會．
公路旁邊停滿了不少汽車，阻塞著來往交通，這些人有的是來看熱鬧，有些人是來接應親人．要勞動警員向他們發告票，才把這些違例停泊的汽車嚇走．但這邊剛趕走了，那邊又停滿了一大堆汽車，使到發告票的警員疲於奔命．
天公不造美，好像故意與逃亡者為難．天色陰晴不定，有時是烈日當空，忽然 傾盆大雨．梧桐山上都是草叢，樹木不多，逃亡者想找個遮陽避雨的地方都不容易．烈日當空時，他們被曬得頭焦額爛；傾盆大雨時，雨水迎頭淋下，就算想找個乾爽的地方躺下來也不可能．有些人便因此患病，倒臥地上，痛苦呻吟．觸目所見，這里豈是人間，簡直如同地獄！
在邊境觀察了兩天，心頭的痛楚無法言喻，甚至連同情的熱淚都流乾了．回到報社，我向老板羅斌反映情況，建議以報社名義，向社會人士發出呼吁，捐輸救濟這些不幸的人群．
當時《新報》只創辦了兩年，每天出版兩張紙，售價一角，銷量只有九千多份．羅社長認為這件事可以進行，便吩咐我作全盤策劃．他個人先捐出一萬元，作為救濟行動的基金．
在那時候，一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了．當時香港有十多份報紙，但在整個逃亡潮事件中，就只有《新報》獨家發起救濟工作．
我寫了一篇呼吁大眾捐輸的文章，在《新報》的報頭側位置刊登．接著便和各部門的同事開會，商量怎樣進行這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首先是趕印收條接受捐款，廣告部的同事負責接听捐款電話，由編輯部的听差上門收款，但大多數善長仁翁都是把捐款送到報社來．
我和娛樂界人士熟悉，便親自打電話向他們募捐，由於這宗大新聞巳經轟動了整個香港，我把事情說清楚之後，十之八九都會慷慨解囊．只是兩三天工夫，善款數字巳經使到我們出乎意外了．
我們不斷的開會，討論如何利用這些善款去幫助那些苦難的人群．由於采訪部的同事最了解前線的情況，他們所提供的意見最為實際．而報社各部門的同事，都自願的參加各項工作，忙碌起來的時候，有些同事一連幾天都沒有回家．
我們派出同事分頭去采購物品，由於要以最低廉的代價得到最實用的效果，便直接向廠家接洽．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廠家們都願意以最特惠的價錢，讓我們買到大量的面包、水 、毛巾、毛氈，和普濟丸、濟眾水這一類止嘔減瀉的藥品．有一間在我們報社附近的茶樓，他們大量供應茶水，不肯收費．
由於采訪車較為細小，無法裝載救濟物品，便出動了報社運載報紙的貨車，司機做完了運報工作之後，便繼續駕車運載救濟物品到邊境去，自願犧牲了休息的時間．印報部門部的同事本來是在夜間工作，白天休息．但他們自動請纓，隨車派發救濟品．因為逃亡者不敢下山，這些救濟品必須擔抬到山上去派發．印報部門的同事年青力壯，平時習慣了搬運報紙，都有幾分氣力．只有他們，才能擔負起這種沉重的任務．
我因為要負責後勤工作，便不能每天都跟隨大隊到前線去，大多數時間是坐鎮在大本營里，處理各種支援事務．但那些同事每天回來，都很興奮的把新鮮的消息和感人的故事帶回來，讓我們分享．
為了堵截成千上萬的逃亡者，香港政府不但出動了全部警察，還派出大量尼泊爾士兵來協助，甚至連輕型鐵甲車都派上了用途．由於恐怕逃亡者情急之際會冒死反抗，以致與軍警發生沖突．上層下令，軍警雖然攜帶槍械，是「空槍上陣」，那就是不許攜帶子彈，最大的武力只能使用警棍．這樣的處置十分明智，這一場驚天動地的浩大逃亡潮，自始至終都沒有發生過暴力沖突而引致傷亡事件．
香港政府處置那些逃亡者，采取即捕即解的緊急措施．也就是說：逃亡者被拘捕後，便立即用警方那種有鐵絲網的囚車（香港人稱為豬籠車），把他們送出邊境．這些人到了深圳那邊，當地政府也不為難他們，任由他們自由散去．因此，有些出師未捷的逃亡者，心中不忿，再作崔護重來．
有些警員具有同情心，遇到英藉警官不在身旁，便打手勢招呼逃亡者趕快沖下山來．他們不但當作視而不見，還低聲催促那些逃亡者：「趕快走，趕快走！」
當時，香港政府定下了一條很有趣的規例．這些越境而來的逃亡者，如果能夠躲避過軍警的堵截而進入了市區，以後便不加以追究，而且呼吁他們到各區警署報到．憑著警署發給的報到紙，便可以前往人民入境事務署領取身份證，承認他們是香港的居民．可是，若是在邊境被截獲，那就很對不起了，警方便會即捕即解的把他們送回華界那邊去．
由邊境通到市區的公路上，警方也設立了不少關卡，所有路人和汽車經過，都要查看身份證．因此，不少逃亡者即使能夠越過邊界，但要進入市區，也是不容易的事．
由於連日來經過報紙連篇累牘的報導，激發了不少市民的同情心．有些駕車去邊境觀看熱鬧的人，在歸途中也會接載一兩個逃亡者．他們先把逃亡者載到上水墟去理發，然後換過預先帶來的衣服，把逃亡者打扮得像個香港人．其實，警察一眼就可以把他們辨認出來，因為連日飽嘗日曬雨淋，膚色特別黝黑．但警察也有同情心，往往當作看不見，任由他們通過．
中文大學的師生特地組成旅行團，乘搭旅游大汽車到邊界去，回程中便夾帶了多位逃亡者．因為車身上掛著中文大學旅行團的布條，軍警便不截停檢查．有些懂得門路的市民，還會通知逃亡者不要乘搭公共汽車，要改搭火車進入市區，因為警方沒有搜查火車，也沒有在火車站設置檢查關卡．
我為了籌劃救濟的事，忙得頭昏腦脹，巳經有好幾天沒有回家了，晚上便在報社會客室的沙發睡覺．有一天，忽然接到家中電話．內子說有人打電話找我，留下了電話號碼，說是有很緊急的事情．
我立即打電話過去，接電話的人說：「我的親戚從邊界出來，說你的親人來了，請你馬上來我們這里聯絡！」接著他說了地址．
我立即趕到九龍大角嘴，那是一間小型的修車廠．我走上前去詢問，一位正在修車的師傅指著門口坐著的一名鄉婦說：「她是我的親戚，住在古洞村，你問她便可以了．」
那個大約有五十多歲的鄉婦，交給我一張字條，上面寫著我家里的電話號碼．她說：昨晚半夜有個年青人拍門，向她討水喝，說是兩天沒有吃過東西了．她把他收藏在牛棚的乾草堆里，給他飲食．那個年青人把這張字條交給她，請她幫忙打電話聯絡他的親人．鄉村沒有電話，她只好到市區來找親戚幫忙．
我認得出這是弟弟的字跡，便問她怎樣才可以和這個人見面？她說我可以跟隨她回家．由於我巳經听過同事們說的故事，便立即在附近商店買了衣物，跟隨著鄉婦乘搭公共汽車去到上水墟，再轉搭小型客貨兩用車去到古洞村．
在牛棚里和弟弟見了面，恍如隔世，不禁抱頭痛哭．幸好有先見之明，買備了衣服和鞋子．因為他在爬山越嶺時，衣服巳被樹叢荊棘勾破，鞋子也在坭潭中泡了湯．弟弟換過衣服鞋襪之後，我們便向鄉婦告別．臨行時，我把廿元鈔票遞給她，作為彌補她來報訊所花的車費．但她無論如何都不肯接受，這位好心人的義行，使我感佩不巳．
在乘搭小型客貨兩用車去上水墟時，我的心情十分緊張，恐怕中途會遇到警方的檢查關卡，那就會功虧一簣了，幸好一路安然無事．到了上水墟，我把弟弟帶進理發店，修剪他的那頭亂發．理髮師傅笑著說：這幾天來，生意好到不得了，到了深夜還不能夠收工．
從理髮店出來，竟然幸運的遇上了報館的救濟車．我把弟弟拖上車，對同事們說這是我的弟弟，剛從那邊過來．他們都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向我握手道賀．但這時候，派發救濟品的工作還未完畢，弟弟便也在車上幫忙照應那些救濟品．
在回程時，有幾個警員在公路上攔截我們的貨車．我心里想：麻煩來了！貨車停下來，原來他們不是來檢查，而是向我們討些水喝．嚇得我要掏出手帕來，拭抹額上的冷汗．
因為警方規例，警員出外執勤時，身上是不許攜帶分文的．就算有錢，在這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也買不到吃喝的東西．警方雖然有飲食供應車，但因為要照顧太多警員，有時不免會有疏漏．這幾個警員巳經有大半天沒有喝過茶水，當然更沒有吃過東西．
他們倒也機靈，知道我們的救濟車內，必有食物和茶水，便在公路上伸手攔截．他們笑著說：要求我們把他們當作難民，給予救濟．此時，我們也哈哈笑起來，不但遞上水，還送上面包讓他們充饑．當我吩咐弟弟向他們遞上面包時，心里也覺得好笑．這幾位警員兄弟，怎麼會想到向他們遞上食物的年青小夥子，竟然就是他們要拘捕的對象呢？
後來，弟弟說：他這次是第二次爬梧桐山了．最初，他是和三個年紀相若的朋友一同在廣州起程，步行了兩天才到中英邊境，因為沿途要躲避邊防解放軍，要兜很遠的彎路．在黑夜中爬梧桐山時，一個同伴不幸跌落山谷，剩下他們三人繼續行程．由於對環境不熟悉，他們下山便被逮捕，被押上豬籠車遞解回深圳去．在途中，他接受過我們的水和毛巾，也吃過我們派發的面包．
因為曾經被拘捕過，兩個同伴便打退堂鼓，不敢再來．他在深圳結識了三個新夥伴，又循著舊路再度爬上了梧桐山．可是在黑暗中，幾個人 走散了．他一個人走到山邊，因為看見有軍警車輛在公路上不斷巡邏，便不敢走下山來．可是，攜帶的乾糧巳經吃光了，又沒有水喝．好不容易熬到深夜，實在沒法抵受下去了，便冒險下山拍門討水喝．
韶光易逝，當年弟弟才是二十歲，如今巳是花甲之年了．他後來也做了報館編輯，如今兒女經巳長成，他亦快要退休了．我因為參加了這次救濟工作，熟悉了當時的環境，也得到同事們的協助，才能把他接到香港來，兄弟得以團聚．他也逃過了一場大饑荒的災難，也改變了他以後一生的命運．這也許就是老人家所說的：好心有好報吧！
這一場數以百萬計的難民逃亡潮，當年轟動了全世界，被視為有史以來最龐大也最悲慘的災禍．後來中共當局覺得在國際視野下實在太難看了，便調動了大批軍隊到中英邊境來，還下達了對逃亡者格殺勿論的緊急命令，這才遏止這一場驚天動地的難民逃亡潮．
但在這一場大逃亡中，也有幾十萬人僥幸地能夠逃往香港，以後便過著與國內截然不同的生活．當年他們攀山蹈海，大多數都是年輕的小夥子，如今也像我的弟弟一樣，巳經是花甲老翁了．回首當年的淒慘遭遇，相信他們也會有著很大的感觸吧。
